两弹一星

  于家客厅高悬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1999年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他说这是集体的功劳。

  他婉拒“氢弹之父”的称谓。他说,核武器事业是庞大的系统工程,是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全国各兄弟单位大力协同完成的大事业。

  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请教他一个基础理论问题,不仅得到当面解答,第二天还收到几大页纸,详详细细写着推导过程。

  “人们亲切地称他‘老于’。作为后辈,我们竭力沿着前辈们留下的震撼心灵的足迹,继续前行。”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所长李华说。

  年轻时家境贫寒关心国事

  少时,于敏家境贫寒,受同窗父亲的资助才得以继续攻读大学。到了北京大学,于敏如饥似渴地广泛阅读各类书籍。在学校,他很少参加娱乐活动。夏天的傍晚,同学们在外乘凉,他则在树荫下读书不辍;冬天,同学们在宿舍里打牌、聊天,他披件旧大衣依然在旁边安静地看书。于是,同学们送给他一个雅号—“老夫子”。

  但是,于敏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酸腐“夫子”,而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进步青年。当时国民党政治腐败,民怨沸腾,北大经常闹学潮,于敏在学习的同时十分关心国事,常常与大家一起上街游行示威。

澳门新葡亰娱乐官网,  “打松鼠”:与邓稼先的暗号

  1965年,正是我国氢弹研究的突破期。于敏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后,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

  第二天,邓稼先就赶到了上海。一到嘉定,就钻进计算机房,听取了于敏等人的汇报,并与他们讨论分析,兴奋的像个大孩子头儿。经过长时间的深入讨论和推敲,终于使整个理论设计日趋完善。

  在研制氢弹的过程中,于敏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1969年初,因奔波于北京和大西南之间,也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劳累,他的胃病日益加重。在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时,他身体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

  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冈上看火球时,已是头冒冷汗,脸色苍白,气喘吁吁。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

  直到1971年10月,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才特许已转移到西南山区备战的妻子孙玉芹回京照顾。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赶紧扶他起来。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经医生抢救方转危为安。

  由于连年都处在极度疲劳之中,1973年于敏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计算机不如于敏口算快

  于敏思维敏捷是在求学时就表现出来的。有一次,近世代数考试,张禾瑞先生出的题目很难,数学系学习最好的学生只得了60分,唯独选修的学物理的于敏得了100分。

  他的学生蓝可也告诉记者,于敏讲课或做报告时,很少看讲稿,经常是不假思索地便可以写出一黑板所需要引用的公式。有时需要算一个结果,手持计算机竟还不如于敏口算来得快。

  近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于敏记忆力稍逊从前,当学生安慰他时,他还幽默地说:“我现在是‘硬件’老了,‘软件’不老!”

  1988年,62岁的于敏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的岗位上正式退了下来。

  退休后,他每天早上7点钟起床,洗漱完毕,先打一打太极拳,做一做健身操,然后吃饭。他说,他做的健身操、太极拳,都是野路子,不规范,锻炼身体活动筋骨罢了。饭毕,看一些科技资料、电视新闻,然后上网看看评论和消息。一上午的时间就这样打发了。午饭后还要睡一会儿。然后,起来看看报纸和专业的书籍。剩下的时间大多消耗在读史书上了。

  于敏虽然是一位大物理学家,但他最大的爱好,竟然是中国历史、古典文学和京剧。他从小就会背不少古诗词。退休后,工作少了,他至少一天要拿出3个小时的时间来读他喜欢的书。这些书包括《资治通鉴》《史记》《汉书》《三国志》《三国演义》《红楼梦》等等。隔三岔五地,他还会去看上一次打小就爱看的京剧。他说,年轻时最爱看《三国》,年老了最爱看《红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