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雪,怀念才能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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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生于新疆哈密,现居广东东莞。出版有《工厂女孩》《工厂男孩》《沙孜湖》《低天空:珠江三角洲女工的痛与爱》等多部作品。曾获《亚洲周刊》2016年年度十大华文非虚构奖、2018年劳动者文学十大好书奖、文津图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等国内外多个奖项。

   
人的生命真的好脆弱,每天在你身边咋咋唬唬,心里念你,闹你、说你的一个人,突然有一天就不在了,心里有那么深刻的空洞感填满了整个人的心。

那一刻我相信人没有来生;那一刻我懂得了什么叫灰飞烟灭;那一刻像是电影里的反转镜头:此前看过的影像都具有了双重含义,要再细细地捋一遍。

    人们总是会说“世事无常”,但这样的话总是无法安慰正在经受悲伤的人。

此外,最重要的是:现在我活着。

   
不管是山川河流,还是星空深海都无法与人的生命抗衡,它坚强起来可以打败一切丑恶,它脆弱起来转眼之间灰飞烟灭。任何语言做法都无法弥补那一刻遗留内心的痛苦,真的是:“东风无力百花残”。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怎么可能体会到生命是以倒计时的方式在滴答滴答?你以为一天会比一天更美好,因为你在天天向上,而其实,你在天天减少。要过多久,你才会哭得浑身发抖——那哭声像春天的伊犁河水混着冰碴子呼啦啦炸开——你看到死亡时那样怯懦,根本无丝毫气力反抗。

   
我少年的时候经历了爷爷去世,目前成年的我在2年前经历了姥姥去世,那种心情让人无法形容…;爷爷去世的时候,正是冬天特别冷的时候,下着厚厚的雪,前来吊唁的人们把雪路踩的泥泞不堪,烧纸的烟升起来感觉远远的就能看到,穿着孝服的亲戚们在外面有时讨论着,有时沉默注视着,哄吵的声音从未断过,看到的总是来匆匆去匆匆,亲人们哭声一片,人们安慰着,祈求着,总有说不完的话,总有流不完的泪…而广播里传出的吊唁曲目令人极其伤感…。姥姥去世的时候正是夏天最热的时候,外面的天阴雨不定,而地下也是潮湿不堪,像是书写着亲人的离世,衬托着亲人的悲伤,外面的路上摆满了花圈,也像人们昭示着有人去世,路过请谨慎前行;爷爷去世的时候我还小,看到花圈会害怕,而现在的我随着年龄的增长明白人生老病死的定律,跪在外面守灵的我再看到花圈的时候增加了悲伤感,害怕感渐渐消失…在出殡的时候一直步行到哪里,在下葬的那一刻,哭声在就像是传遍整个荒野里,舍不得而放不开,下不去而看不够…这种感觉就像: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这是4月3日下午。在老师家的客厅。你看到茶几被挪开,空出的地方刚好供客人拜祭。黑框相片、花圈、挽联、香烛。这是死神画下的最后一个句号,然后,它便将那巨大而独特的空白,以及莫名的混乱和真切的贫乏,留在人间——留给我们。

   
有的时候没有不知为何就会想起,想起就会面目凝重,心里就会增加空洞感,其实也明白:逝者长已矣,生者如斯夫;应该努力活在当下,让活着的人们生活的更快乐,而快乐也要有悲伤作陪,才算完整,毕竟感觉到“苦”才称为“生活”;珍惜,珍惜,总是说珍惜,但是随心才是每个人期待的东西。活着的人要随心才是对已故的人最好的延续…

必须要从早晨说起吗?

    祝各位如意…   

2018年4月3日。我从家出发时是凌晨五点四十,六点刚过已赶到办公室。坐上约好的车到达深圳宝安机场。九点起飞,十二点至北京。一切都那么精准,然而,一切又都完全不一样。到北京去过无数次,可哪一次是为奔丧?北京总是和最美妙、最激动、最熠熠闪光的时刻联系在一起——旅游、开会、领奖——好像那里的快乐总是那么多。

我穿着黑裤子、黑长衫、黑马甲、黑棉衣,黑色与褐色交织的条纹状披肩,像是从黑洞里走出的黑影子。这个时候,我害怕任何闪烁、明亮和鲜艳之物。可我称之为“黑色”的颜色却容纳不下我的悲伤——那悲伤的劲儿越来越大,一直压迫着我不断叹气。但我却不想转移注意力,只想紧紧地盯着死亡思考——我好像是在享受自我惩罚。我听不见别人说话,看不见窗外的景色,感受不到气温的冷暖,而只沉浸在一种难以名状的情绪中——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觉得自己如此渺小,我的生活如此沉闷琐碎,我在抵抗周围压迫时如此单薄。

我不知道那个时间——我从首都机场坐出租车往市区赶的时间,是第二天和老师告别的时间。他的遗体真令人震惊——脸变白了,身材变小了,眼睛已经闭上,嘴角没有微笑,穿着严整的西装——根本不是平常的模样!记忆中,他总是穿着带拉链的夹克,体型高大,不怒自威。一想到很快那身西装就要被点燃,我便浑身哆嗦,脑袋像要炸裂开。

返回东莞后,女友陪我散步时,讲述了更为惊骇的场景。她父亲去世后,她等在炉子外。“拉出来时,骨灰是一个完整的人形。”“其实,骨灰是一粒一粒的。”她的眼里没有泪,面庞平静,语调像是讲解员。我们在昏黄的路灯下对视一眼,之后,陷入长久的沉默。她的两条狗儿,在我们脚旁窜来窜去,汪汪叫着。

目睹死亡之后,人们会用新的眼光打量周围的一切。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也深深陷落到那个网中,而对方如果想收紧,根本不费吹灰之力。早晚要收的——你可以继续吃饭、浇花、跑步、看落日、睡觉,然后到了那一天的那一时刻,那网子便用力一收。你一天天地衰老、变丑,貌似受人尊敬,但实际越来越遭人嫌弃。你自卑得要命,痛恨那倏忽而逝的青春实在短暂。你不想屈服,可你不知该怎样抗争。那么,你只能妥协吗?想到那一刻早晚要来,你觉得干什么都百无聊赖。可你终究还是转念一想——既然还活着,就要“此时此地”;甚而,还要热爱“此时此地”。

你在北京的午饭时吞咽下一块饼。你赞美这饼和岭南不一样。那碗羊杂汤因为有辣椒,你只喝了两口就作罢。你虽感受到死亡的忧郁,可你身体的其他器官仍然保持着极强的体验能力——它们马不停蹄地抓紧体验,而非等着忧郁过去后再开始工作。你吃了这样一顿午餐后返回宾馆,等待和别人一起汇合后,再一同到老师家祭拜。“不要一个一个去……”你在心里默念。每去一个人,师母就会疼痛一次。

一个人待在宾馆那逼仄的房间,你比上午的任何时候都情绪低落、疲惫不堪。你试图躺下,让自己睡着。事实上,昨天夜里你基本没睡,一直被焦虑控制。可你却一点都睡不着。那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像运动员一直在努力奔跑,试图抵达终点,可他实在太努力,居然在跑过红线后,还是收不住脚步,继续往前冲。你整个身体就处于这种“过了头收不住”的状态。时间变得格外滞涩,因为你的脑海反复出现这句话——老师不在了。

你们按照高德地图的导航找到老师家楼下——以前如果找不到,就会直接给他打电话。风吹得过道里有种鼓风机呼呼的声响。你们站在那里定了定神,才按了电梯——你们觉得自己已有了足够的力量去承受死亡。可电梯门一打开,就看到了花圈。老师家的门是敞开的,屋里也放着花圈。原本是美丽的花朵,扎成一个大圈后,就有了别样的寓意。

黑色相框里的老师微笑着,和平常的样子一模一样。他的目光从油光纸和玻璃中穿透,落在我们的肩头。返回宾馆后,我对同去的女子说“老师什么都能看得见”时,她略显吃惊。我知道;我一直都知道。此前,我从给养父母办丧事的经历中,清清楚楚地知晓到这一点。老师就在他的屋里,正在半空中俯瞰。这是个非常奇怪的对峙场面——老师确然存在,而我们当然也存在,但老师的肉身却不在这个场域。老师变成了一张照片,变成了照片上那缕顽皮的微笑。老师被定格在了某种状态。

师母讲述了老师的最后时刻——上午还属正常,中午十二点多时感觉气短,自己躺在了床上。很快就开始翻白眼。叫救护车。到医院抢救了两个多小时,在下午三点时停止了呼吸。一个人与自己的生活和家人,就这样在一瞬间一刀两断。一切都变得祥和宁静,无声无息。是在明亮的午后,而不是朦胧的黎明或暗黑的午夜,死神开始收网。“3”是多么暗黑的数字:3月31日3点。

很快……很快……简直像是做梦。

不仅是知道病情的家人,还有从不知道病情的同事、朋友、学生和读者,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这个消息如陨石从天而降,无任何征兆。也许这正是老师文章的风格——强悍、敏捷、凝练。他写这样的文章多了,整个人便也浸染上这样的格调,甚至感染了他的死亡。他才不愿躺在床上凄凄惨惨切切蜿蜒半年一年,不,他不愿那样。他不愿在医生那里露出怯懦,而愿意让死神在瞬间降临。他是坚强的,也是骄傲的。

我恍然大悟——何以老师做事总是如闪电般迅疾,因为他知道……他早已知道……他的每一天都是从死神手中夺过来的。他知道那一刻早晚要来,可难道要躺在重症监护室,被各种管子插着,一秒捱一秒地等待?那种像是被石化的日子,他受不了。

——“再住下去我宁可跳楼!”

他坚决要求出院,并写下了“绝不找医院麻烦”的保证书。已经到了暮年,他需要一个漂亮的收梢。他不是不怕死,只是,他不愿那样等死。从出院到最终撒手人寰,他与死神玩着捉迷藏,又奇迹般地夺回了十几年,已属医学奇迹。事实上,这最后的阶段他过得高度紧张,而环绕在他身边的人却太过粗心,对这种紧张无知无觉。唉,他对学生总是鼓励又鼓励,神情总是明朗而欢快,出语既温和又十分小心,绝不表露出一点自己的痛苦和迷茫。他不愿承认受苦,因为受苦意味着尊严的丧失。

他的书房那样狭小——像个儿童房。原木色的书架包围着原木色的书桌,原木色的椅子靠背极矮,窄窄的单人床,窗台上摆着一排书。床头柜上摞着的是他的新书,在他去世前一天刚刚面市。他一直催促责任编辑“快一点”,难道早有预感?他多么喜欢这本书——他的最后一本书——赞扬它“厚重、大气、素净”。

老师是评论家,也是散文家,但最为重要的是,他是他那个时代中最为杰出的见证者。他的严肃、灵巧、才智和活力,总能激发后人去追随。谁能想到,他的战壕就是这间袖珍小屋。在这里,他以笔为旗,试图寻找出中国文学的律动频率。从这个巢室里敲打出的每一个字,都如黑天鹅绒上的钻石,让人们的眼神发亮。

老师对学生们的影响,并非是具体指导创作的某个步骤,而是自信心的灌输:“相信你自己”。搞文学创作的人,脑子里大多会产生很多凝缩的想法,好像是一些无法确定但又有创意的原生质。这些无法估量的事物需要和极强的自信心融合在一起,才能开花结果。老师曾苦苦摸索,所以他从不吝惜肯定。当然,他也会适时地提出批评。

女友以医生和诗人的双重身份,向我解释了“肺纤维化”的治疗——“肺就像一棵树,某些叶子干枯了,要从嘴里深深地探入一个仪器,在那些枯叶上搅动,让它们恢复收缩功能。”她淡淡地说:“非常、非常痛苦。”沉默许久后又补充:“其实,也没多大用处。”我纳闷:因何原因会得肺纤维化?不知道!吃什么药能治疗?不知道!原来,这是个荒诞不经的疾病。女友询问:“他抽烟吗?”我记得老师是抽烟的,后来又戒了。她叹息:“也许不戒还好。抽烟的人,最后都是在肺上出了问题。”

我是读了老师“西北往事”的系列散文后,才知悉他三岁时父亲便病逝了。那时,我觉得这个节点可以解释他何以敏感、天真又睿智。也许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老师在写作上的种种探索,都是在寻找他的父亲。但现在我知道了,还有另一个原因——肺纤维化。我无法想象他写下保证书,从医院离开的那一刻——他要单挑。“来吧,死神!”他怒吼。他那样倔强。若他不是这种个性,这个早早失去父亲的孩子,就没法长大。

这是4月4日上午的北京。

这个硕大的北方城市在冷冽的春风里醒来。市民们一如既往地赶往包子铺,看大妈揭开包了塑料布的加厚白纱布,裸出婴儿般的小包子——白嫩肌肤冒着热气,比拳头稍小,一两三个,皮薄馅多,味道足实。无论猪肉大葱、韭菜鸡蛋或羊肉胡萝卜,皆受人欢迎。馄饨的个头居然和包子类似,面皮滑爽劲道,而小米粥紫薯粥,简单而简洁。哦,世界多么辽阔,历史多么悠久,可听的故事不胜枚举,可看的事情接连不断……没有人会特别在意,这一天,有一个人要彻底离去。

在去八宝山的出租车上,我体验到了一阵“产前阵痛”——我想起那一刻,自己挺着大肚子,坐在车上到妇产医院的情形。那时,我赶着去制造一个生命;现在,我赶着去告别一个生命。

我是我母亲的孩子吗?她生下了我,又在我三个月时“送”给了她的姐姐——那属于我的一个微妙的历史转变时刻。我将我的二姨妈叫“妈”,将生母叫“小姨”。我一直生活在这个错位的混乱中。我的儿子诞生后,我紧紧地搂住他,害怕自己会像生母那样,有一天弄丢了他。我简直像是在对他发誓:“我们永远不分开。”因为分开那样残酷——我不是抱怨生母将我过继给别人,而是她,打乱了原本属于我的平衡。

我的成长史,是一个人努力维护其自身小宇宙平衡的历史。童年时,我是个不愉快的小女孩。我原本应该撒娇,却不得不小心翼翼生活。长大后,我长时间沉迷写作,只是为了能清晰地界定自己——我试图去寻找那个“完整的我”。我不能肯定我的作品会有什么作用,可当我创作它们时,我并非只是为了别人,还包括对自我的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