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提琴事业在上海走过了怎样的路,坐在上音琴房的麻花辫女孩澳门新葡亰2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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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上世纪60年代,您作为上海女子四重奏的成员曾经登上国际领奖台。1985年,您带队指导的上海四重奏小组,在第三届英国朴茨茅斯国际四重奏比赛中夺得第二名。作为这两次国际比赛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您有哪些难忘的回忆?

原标题:65年前,坐在上音琴房的麻花辫女孩

丁芷诺:1982年,中央音乐学院的黄晓芝、上海音乐学院的俞丽拿和我组成的小提琴教师代表团访问美国,我们在三个月内走访了15个城市、近20所音乐学院和大学音乐系。我作了《中国小提琴民族风格》的讲演,俞、黄两位老师分别演奏了小提琴协奏曲
《梁祝》及不同时期的中国作品。代表团访问结束后,作为访问学者的我用一年的时间,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曼哈顿音乐学院、茱莉亚音乐学院听课,还两度参加了阿斯本弦乐夏令营,开阔了眼界,收获不小。其中,最吸引我的是遍及美国各地的音乐夏令营。夏令营就像一个大花园,孩子们在良好的音乐环境里参加演奏,向老师和同伴学习。于是,我和同事就把这种有助于音乐人才成长的夏令营搬到了中国。1991年,我们在厦门鼓浪屿和澳大利亚专家一起举办了首届弦乐夏令营,如今已举办到第21届了。可以说,夏令营大大激发了孩子们演奏音乐的热情,哪怕平时不太愿意练琴的琴童,也变得热爱音乐、积极练琴了。

亚洲最古老的交响乐团、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所独立的高等音乐学府,中国第一家交响音乐博物馆,交织成了这片空气中漂浮着音符的街区。倘若当年那个梳着麻花辫的大提琴女孩还在,走过这片街区,会不会感到惊喜?她当年未曾实现的梦想,是否已变成了现实?

记者:新中国成立以后,有哪些颇具知名度的小提琴比赛?在您心中,艾萨克·斯特恩小提琴比赛是个怎样的比赛?

延续注重实践、服务大众的传统,上海音乐学院在1978年创立了“星期音乐会”,每周末在学校大礼堂举行。在文化活动匮乏的年代,“星期音乐会”成为许多上海市民每周一次的音乐享受。演出门票在当时只要几毛钱一张,不少爱乐者会提前把下一个月的套票买下。上音老教师秦尚修还记得,“星期音乐会”总是人山人海,不少场次一票难求。“那个时候条件很艰苦,但师生和观众的热情都很高。如今许多活跃在各大舞台的音乐家,当年第一次登台都是在星期音乐会。”

第二届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半决赛现场,美籍华裔选手苏飞雅在进行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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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芷诺:1960年,我们接到上海音乐学院的通知,同年七月在德国柏林有舒曼国际弦乐四重奏比赛,管弦系教研组便组成了一组“男队”和一组“女队”。我和俞丽拿等四个女生成立了上海女子四重奏,但学校里的苏联专家却不愿教“女队”,说我们太年轻。“男队”上课的第一天,我们准备去旁听。由于专家迟到,男生们就吃饭去了,我们便用他们的琴演奏起来。苏联教师一看,怎么男的变成女的了?听了一会儿发现水平还可以,才答应给我们上课。当时,学校的图书馆里只有一本舒曼的乐谱,男生们把谱子借走了,而我骑着自行车跑到老师的家里,才借到另一份舒曼的乐谱。那时,我们废寝忘食地拉琴,比如吃完午饭以后,只休息10分钟就接着开练了。苏联专家说,像这样高强度练习会过劳的。但当时我们很年轻,浑身充满了热情,根本感觉不到疲惫。后来参加舒曼弦乐四重奏国际比赛时,我们是背谱演奏的,因为所有音符都内化在了心里。这一年,“女队”在全国比赛中被选上了,当时室内乐在中国还非常不普及。就连在国外,也很少有四个年轻女孩组成的重奏组出现。所以,当比赛完毕后,现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从此,上海女子重奏组就保持下来了。我们也立下大志,一定要为室内乐在中国的发展作出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无数上音学子从上海走向世界,在图鲁兹国际声乐比赛、多明戈声乐大赛、贝藏松国际作曲比赛、玛格丽特·隆国际钢琴比赛、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等世界顶级音乐赛事中屡获大奖,为国争光,将中国声音传递到更远的地方。

而在1985年,作为上海四重奏小组参赛带队教练的我,刚教会李伟纲、李宏刚、王征、马新华四位成员全部参赛曲目,他们就马上出发去参赛了。比赛时,有评委问李伟纲为何选择贝多芬《第135号弦乐四重奏》,他就回答说因为这部作品时间最短。事实上,这也是他们学会的第一首贝多芬四重奏。那时,国内的音乐教育资源依然比较匮乏,有些老一辈音乐家连五线谱都是自己手绘的。上世纪80年代我前往美国交流之前,就从未在国内见过海菲兹的演奏录像,于是我从美国拿到了这些影音资料,并把它们带回了上海。而现在的学生,从学琴条件到能获得的机会,都比以前要好太多了。

上音管弦系张琳、钢琴系李艺晖正在练习。

周末音乐学校是另一个让我获益匪浅的概念。我发现美国的大学普遍没有设立附中、附小,而是采用周末上课的方式来培养有音乐才能的青少年。这样,他们文化课基础扎实的优势,日后在成为职业音乐家时得以显现。改革开放后,我国学小提琴的孩子数量大增,但在上世纪90年代,上音附小每年全国只招五名小提琴学生。为了让更多孩子能获得良好的音乐学习环境,我们在1994年参照美国周末音乐学校的模式,办起了丁善德音乐学校。2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也是培养人才的一种好模式。

这是一张解放日报记者拍摄于1954年6月的黑白照片。照片拍的是当时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的一间琴房,两个女孩在那里练琴:背景中的短发女孩弹着钢琴,面对镜头的,是一个梳着两根麻花辫的圆脸女孩,低头拉着大提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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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音毕业后,卢佩林在上海交响乐团工作了多年。在上海交响乐团资料室无数的黑白照片里,我找到了卢佩林的影子。她虽不是独奏家,也不是声部首席,但却是乐队里必不可少的一份子。你也许不知道她的名字,但你有可能坐在台下听过她演奏的某场音乐会,她曾在这条140年流淌不息的音乐之河中,激起过属于自己的浪花。

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在成功举办首届的基础上,今年又举办了第二届。这项比赛评委之权威、对选手要求之全面、对评委打分要求之公开等,无一不创造了一个尽量公平的比赛环境。我听了好几场斯特恩小提琴比赛的现场,对选手水平之高印象极为深刻,尤其高兴的是看到中国选手的成长。中国选手一度“只有技术,音乐却差”“只见音符,不懂音乐文化背景”的情况已大有改观。我相信中国小提琴事业会在新生代的努力下蒸蒸日上。

将中国声音传递到更远地方

记者:上世纪80年代初期,您曾作为中国小提琴教师代表团成员,到美国交流学习。中国小提琴教育事业在和国际同行的不断互动中,得到了怎样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上海音乐学院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具有国际视野的音乐家,然而他们的创作和演出并非曲高和寡,而是与社会生活、与人民的文化需求紧紧相连。俞丽拿提起,在上世纪50年代,她和同学们常常走出象牙塔,将音乐送到田间地头,送到老百姓身边。那时候,小提琴这件西洋乐器并不受老百姓的喜欢,她和同学们就用小提琴为老百姓演奏《》,向民间艺人讨教。正是因为扎根民族音乐,才有了中西交融、真挚动人的《梁祝》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