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等兴起洋务运动,民国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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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

慈禧上台以后,清王朝同西方列强的关系发生了显着的变化。清朝统治者由排洋、恐洋转变为媚洋;外国侵略者也认识到清政府可以作为他们奴役剥削中国老百姓的驯服工具,因而将对华政策由打转向了拉。清朝官员从西方引进军事工业,用以镇压国内民众起义,这就是最初的洋务运动。公元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内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揭开了洋务运动的序幕。而主持洋务活动最久的人物,则数李鸿章。
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曾做过曾国藩的幕僚。慈禧上台后,曾国藩保举他出任江苏巡抚,并让他按湘军的模式组织淮军。李鸿章在上海购买洋枪洋炮,又请英国人马格里在松江训练洋枪队,在血腥镇压太平军的作战中起了作用,使他尝到了使用西方先进武器的甜头。淮军在这一期间不断扩充,在绞杀太平天国革命后又赴河南镇压了捻军起义,逐渐发展为同湘军平起平坐的军阀力量。
李鸿章因为镇压有功,升任两江总督。当时的两江总督,还兼任南洋通商大臣,掌管长江流域和山东以南各海口的通商事务。李鸿章就在公元1865年收购了上海虹口的一座美商机器铁厂,同上海制炮局、苏州制炮局合并,成立了上海江南制造总局。曾国藩也把派容闳赴美采购的机器运到上海,交付李鸿章使用。两年后又迁移到上海城南高昌庙镇,扩充了生产规模。江南制造总局招募中外技工两千多人,还附有译介西方科技书籍的翻译馆,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军工企业,以制造枪炮、子弹为主,还造出过一艘六十米长的大轮船。与此同时,李鸿章又在南京雨花台建造了生产洋炮的金陵机器局。
当时进口的机器是第一流的,但制造的却是过时的枪炮。生产的大炮没有炮车,只能由士兵抬着走。金陵机器局为大沽炮台制造的重炮还发生过爆炸,致使全厂只得改为生产抬枪。这些落后的军工产品尽管起不了抵御外侮的作用,对付镇压手无寸铁或仅有大刀长矛的起义群众仍是绰绰有余,所以李鸿章还是不惜年年投入大量的国库银两,总数达两千万两之多。
洋务派在兴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深感经费严重不足,于是开始从“自强”转向“求富”。李鸿章看到西方国家虽然国土狭小,但从矿山、铁路、工业、邮政等方面可获得惊人的税收和利润。中国有丰富的资源,廉价的劳动力,开办企业,制成商品就地倾销,可以大开财源。于是从公元1870年起,他开始把目光转向民用工业。这时他已升任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重权在握,所以兴办过程十分顺利。
李鸿章开办的第一个大型民用企业是轮船招商局,从事沿海和内河航运。三年之间,所辖轮船从三艘扩大到三十多艘,并在同外国轮船公司的价格战中取得了胜利,为清政府赢利一千三百万两。尽管它开辟远洋航线的计划因西方列强的阻挠未能实现,但李鸿章仍认为这是开办洋务以来最得意的事情。他接着又兴办了开平矿务局、上海织布局、漠河金矿、天津电报总局等,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这是洋务运动的第二个阶段。
公元1874年起,洋务运动逐渐转入创建新式海军的第三阶段。经过十年苦心经营,建成了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水师,其中属李鸿章控制的北洋水师实力最强,拥有七千吨铁甲舰二艘、三千吨巡洋舰七艘等共二十二艘战船,全部从国外购买,海军兵力因此上升到世界前五名以内。但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海军全军覆灭,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李鸿章既是这一运动的倡导者,又成了它的送葬者。
洋务运动是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混合产物,它一旦威胁到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仍然会遭到他们的打击报复。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鼓吹的“同治中兴”,被历史证明只是一场幻想。随着在华利益的重行争夺,西方列强又开始了宰割中国的新一轮的侵略。

国民之政治责任心必后于经济竞争心。唯因经济竞争心之发达而政治责任心常不知不觉之间增进而未有已。故在今日欲引起国民之政治责任心,必不可不先引起国民之经济竞争心。劝业会之作用在招致全国之物品萃以一堂,以比较优劣。因比较之故而竞争之心乃生。

此外,还出现了国内第一家官办电话局,南京有幸成为中国第一个开办市内电话的城市,“分段安设德律风,以线传语,以期呼应灵通”。“德律风”就是电话,最初用户只有16家,皆为南京的各级官署,到1905年,用户已达到60家。1910年秋天,坐落在西华门外的金陵电灯官厂,第一台发电机组正式开始运转,为江宁将军府与两江总督府提供晚间照明,这也是中国第一家官办发电厂。此时此刻,南京已从太平天国的伤痛中,慢慢苏醒过来,它的发展开始惊人,这种变化我们可以通过日本游客的眼光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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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更像是大清帝国的回光返照,帝制时代结束前的一场嘉年华。大清朝眼见着就要完蛋,此次盛会对晚清中国社会的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经济竞争心也确实刺激了政治责任心,然而民众虽有改革之心,清朝政府却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当时“富商大贾,凡结伴而来者,无非快游览夸豪举耳,真能研究农业,考察工艺者,百不获一”。“西学东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劝业会耗资数百万,成交额数千万,临了亏空严重,难以为继,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1902年在南京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也就是南京大学的前身,它的外籍教师,基本上都是日本人。大量日文词汇开始进口中国,新鲜的时髦用词,譬如革命,譬如发明,譬如法律,譬如化学物理,譬如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直接拿过来就用,不仅是使用,这些词汇让我们再也离开不了。当时的南京人一点都不仇日,而且很羡慕日本,把日本视为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带路大哥。经过明治维新,日本成为新的列强,居然把俄国老毛子都打败了。日本是东方民族成功案例,非常适合成为中国的榜样。当时知识分子中留日学生很多,他们对日本认识深刻,有亲近感,像鲁迅和周作人,就是从南京去了日本。

1864年7月19日,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率领湘军攻克南京,太平天国灭亡了。对于南京市民来说,多年围城终于结束,恶梦一样的年头正在过去。清政府接手了一个满目疮痍的烂摊子,这个城市的人口锐减,生产与社会组织破坏殆尽。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当务之急就是赶紧“荡涤瑕秽,润色山川”,稳定和重建社会秩序,重振南京的经济。

事实上,只要没有战乱,南京城市现代化几乎不可阻挡。金陵关开埠之前,也就是1895年,张之洞下令修筑江宁马路。这条马路自下关轮船码头,经仪凤门和鼓楼,直抵汉府街的总督衙门。马路用砖石铺设,石料由绿营兵采自紫金山,参照上海租界的马路标准,路幅6米至9米,大部分是砂石路面,个别路段还是木块路面。不少路段晴通雨阻,只能通行马车和黄包车,也只略优于土路,即使这样,江宁马路大大改善了城区交通,成为后来南京大马路的起点。

我们步行出发,从下关到南京通行的这条林荫道着实是好。绿柳枝上,有鸟儿嬉闹,真可谓之为“文明的绿门”。

2 南洋劝业会

人民之死亡转徙者不可胜计,屋宇之存者十不及三四,疮痍残败之状几于目不忍视。

由此可见,太平天国带给南京城的伤害实在太大。不过说归说,诉苦是诉苦,作为封疆大吏的两江总督,只有把现实状况说得不堪一些,才有可能突出自己的政绩。事实上,城市面貌正在好转,已经有了变化。大家都知道,只要没有战乱,地处江南富庶之地的南京,自然会有一种很好的修复能力。

往日秦淮河

南京人的痛苦就是,太平军来,被广西粤匪杀得够呛,湘军来,又被湖南蛮子杀得很惨。广西人厉害,湖南人更厉害,共同结果就是让南京土著居民吃足苦头。湘军攻入南京,“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臭气熏天,“三日夜火光不息”,曾国藩幕僚赵烈文随军入城,其日记中记载了当时的惨况:

要致富,先修路,这句话在一百多年前,似乎就得到了验证。1909年建成通车的宁省铁路,彻底改变南京交通状况。在此之前,除了骑驴子,坐马车和坐轿子,乘船,市民无法享受其他交通工具。宁省铁路全长7.3公里,起自下关江边,从北向南,一直通往两江总督府。这是一条真正属于城市的轨道交通,也是国内的第一条专门服务城市的交通线路,其运输功能与后来的地铁相当。它穿越市区,跨惠民河,经栅栏门,过三牌楼,过丁家桥,过无量庵。无量庵这一站就是后来的鼓楼,然后沿北极阁南麓,从两江师范学堂后墙,也就是今天的东南大学后面,跨珍珠河,在太平北路东侧南折,经过督署衙门的东墙,再往前走,到达最热闹的夫子庙地区。

南京的航运条件本来十分优越,海轮可以直达。1895年的《马关条约》之后,列强获取在华铁路修筑权,资本输出增多,开辟南京为通商口岸的愿望变得强烈。清朝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专门致函清政府,强调南京应当与汉口和九江一样开放。1899年5月1日,本应在1858年就开设通商口岸的南京,终于正式开埠,金陵关开关,地点就设在下关。金陵关成立之初,曾悬榜招贤,没一个中国人敢于应招,后来虽有华人参加,职位均比较低。当时中国尚未有专门人才培养,税务司和重要职员均由外国人担任,实权长期掌握在税务司英国人安格联手中,金陵关的会话办事公文来往,都以英文为主。

张之洞

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人逼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南京人对这个条约具体怎么回事,也弄不太明白,反正兵临城下的英国人走了,事也就完了。1858年,又有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一次是和英法两家同时干仗,还是输得一塌糊涂,又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其中第十条规定长江一带各口,英商船只俱可通商。法国提出要求,要将南京辟为通商口岸。好在当时南京处于太平军控制,清政府在天津签订的这个条约,根本实现不了。太平天国灭亡,英法公使分别召会清廷,以《天津条约》为依据,提出“将江宁地方,安置埠头,为通商之所”,并称已“派员前赴江宁,察看沿河地方,择取何处便于贸易,即将该地指定,并将地址四至丈量明白,按立界碑”。

向日本人学习成为当时的一条捷径,理由很简单,日本为什么能够强大,因为他们学习了西方。有识之士一致认为,学习西方语言太难,日本人用的是汉字,与我们同文同种,学习他们会方便许多。譬如梁启超就认为,“学日本文者,数日而小成,数月而大成,日本之学,已尽为我有矣。天下之事,孰有快于此者”。一时间,学习日本成了速效救心丸,去日本留学的人多,在南京的日本人也开始多了起来。

1910年在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历时半年,影响极大。这也是有史以来,首次用官方名义主办的国际性博览会,前后共有二十多万中外人士参观。会址选在城北,南起丁家桥,北至三牌楼,东邻玄武门,西达将军庙,占地七百余亩。在形式上,完全借鉴了美国的万国博览会,当时媒体对这个劝业会评价很高,称赞它是:

三月以来,贫民食力者,竞造手车,以为生计,往来如织,马路两旁,小民购地造屋者日多,不过三年,可成街市。

这就是辛亥革命前夕的南京,这期间,同盟会成立了,革命党人正在抛头颅洒热血。武昌起义之前的一系列武装暴动,广州起义,自立军起义,惠州起义,萍浏醴起义,黄冈起义,七女湖起义,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云南河口起义,广州新军起义,黄花岗起义,所有这些起义,与南京都没什么太大关系。天高皇帝远,革命也很遥远,南京显然还沉浸在风花雪月之中。

从日本到中国来观光的日本人也多,这些人为南京留下了一些生动有趣的笔墨,很有史料价值。杨洪俊先生的《日本明治游记中的清末南京》一文,对有关游记进行了认真疏理。当时日本游客文章中,集中提到的南京出行道路有三条,一是出中山门至明孝陵的小路,一是江宁马路,一是宁省铁路。游览明孝陵是多数日本游客的选择,从城内至中山门,也就是当时的朝阳门,路还比较好走,可以乘坐马车和东洋车,而出朝阳门后,可供选择的主要就是驴子,众多日本人游记中都有记录。

无屋、无人、无钱,管葛居此,亦当束手。

《申报》热情洋溢地把举办南洋劝业会的南京,“与日之东京大坂、美之圣路易、意之米廊”相提并论,说它们“皆以地方为名,而实含内国与世界性质,本会虽名南洋劝业会,实与全国博览会无殊”。对于南京这个城市来说,南洋劝业会绝对盛况空前,城市形象也因此获得了极大提高。会场内共设立了三十四个展区,有各个省的展馆,有分门别类的专业馆,还有华侨馆和外国馆。

正是因为端方努力,才有了宁省铁路的通车,同样也是他的坚持,南洋劝业会才得以在南京举行。南洋劝业会能够选址南京,很重要原因,因为南京的城市建设成绩突出,南来北往交通便利。“扼长江之要,上溯湘鄂,下达苏沪,轮帆所指,克期可至,今则沪宁铁路已通,省城轨道又将告竣”,环视当时国内,很难再找到比南京更合适举办的城市。

清廷无奈,只能派员会同英法官员前往实地勘察,同时拟将江宁织造署改为南京海关。没想到太平天国之祸乱,已把南京这座古老的城市弄得面目全非,映人眼帘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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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宁省铁路更名,改称江宁铁路。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就是从上海出发,乘火车,在南京的下关转车,通过当时中国唯一一条市内轨道交通,直达“总统府站”。

与“振兴实业”带来的实际经济效益相比,在南京举办南洋劝业会,它的“开通民智”和“引领风气”,更为明显更加有效。它集中展示了二十世纪初中国最先进的工农业产品,衡量出了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同时,也成为西方文明向中国展示魅力的最直观场所,西方世界先进的工业化展品,不仅代表现代技术,代表现代管理,也代表了先进思潮,让正在追求近代文明的中国人大开眼界。事实上,南洋劝业会举办的几个月前,1910年的1月7日,《申报》就刊登过一篇《劝业会与立宪》的社论:

秦淮河两岸的河房大批被毁,荆棘塞道瓦砾堆阶,青楼妓馆密布的旧景无法再现,只能在秦淮河上做文章。晚清时的南京楼船,多为湘军水师战舰改装,设有门舱,有仆从照应,有餐室和书房,还有“卧榻与浣濯、便旋之所”。船尾有舵楼,可以登高远眺沿岸景色。楼船外,游船还有很多花样,有小边港火食船摸黑船,摸黑船为晚清独有,专门用于夜游。流落他乡的秦淮名妓,战后纷纷返回,可惜人老珠黄,风光不再。邻近的扬州也饱受战乱蹂躏,加之盐务改革,众多盐商破产,依附于盐商的扬帮妓女纷纷涌入南京,一枝独秀,“风流薮泽,全属扬帮矣”。

与中山门外的行走艰难相比,城内江宁马路的平整,以及道路两旁新种的杨柳,让年轻的日本游客印象深刻,下面这段文字写于1899年:

全国之大钟表也,商人之大实业学校也,产品之大广告场也,输送本国货以向外国之轮船、铁道也。

叶兆言,男,1957年生,著名作家,江苏省作协副主席。曾在本刊发表过《悬挂的绿苹果》《花煞》《挽歌》,夜泊秦淮系列小说之《状元镜》《追月楼》等多篇作品。长篇小说《刻骨铭心》发表在本刊2017年第4期。

江宁马路是晚清南京很好的一个市政建设,它直接关系到了民生,造福南京人民。除了这条让南京人引以为豪的大马路,到了1909年,南京又有了一条市内铁路,取名宁省铁路。在此两年前,上海到南京的铁路建成,这件事非常重要。上海一向是南京下属的下属,过去几十年,上海飞快发展,城市化发展速度惊人。沪宁铁路的开通,以及即将开通的津浦铁路,这两条铁路改变了陆路交通布局,使南京成为长江下游水陆交通的重要枢纽。南洋劝业会最后择址南京,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水陆交通便利。

甚至到1896年,张之洞担任两江总督,距离剿灭太平天国已三十多年,南京城元气还没完全恢复,仍然没太多振兴之迹象,在给皇上奏折中,他诉苦说: